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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守益（1491—1562） 明学者。字谦之，号东廓。安福（今属江西）人。正德进士。官至南京国子祭酒。先宗程朱，后师事王守仁。其学笃守王学传统，说：“良知虚灵，昼夜不息，与天同运，与川同流。”（《东廓语录》）反对“无形为道，有形为器”的说法，认为：“盈天地皆形色也，就其不可睹不可闻超然声臭处指为道，就其可睹可闻礼物不遗指为器，非二物也。”（同上）主张“天性与气质，更无二件”（同上）。以目视、耳闻、身行为气质，指出天性须依附于气质，“除却气质，何处求天地之性”（同上）。认为“心”是“精明灵觉”的，但也“有所障蔽，有所滞碍”，如要复见本心，则需主“敬”，说：“敬也者，良知之精明，而不杂以私欲也。”（《东廓论学书》）强调“慎独”、“戒惧”为“致良知”的主要修养方法。有《东廓集》。
张岳（1492—1552） 明学者。字维乔，号净峰。泉州惠安（今属福建）人。正德进士。官至兵部左侍郎、右都御史，总督湖广川贵军务。自期大儒，精研程朱理学，与陈琛、林希元同为明后期最有代表性的福建朱子学者，时称“泉州三狂”。在泉州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，形成“清源学派”。时王守仁倡良知说，“公卿尽出其门”。张岳为维护程朱学说，渡江与其辩论“博约知行之旨，三日不合”。最后，王说：“明德工夫，只在亲民。”张岳反驳说：“而今达官显宦，却未与民亲。”王笑而无以对，旋谓：“子亦一时豪杰，可畏也！”拟《草堂学则》，以仁为“心之本体”。认为“理”比“心”、“性”、“天”等更为根本，说：“理本自然，人不可私意求之尔。既曰殊途，既曰百虑，不可谓全无分别也。故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一理也。然至论心自是心，性自是性，天自是天，如人之父子祖孙，本同一气，岂可便以子为父而祖为孙哉。”（《答聂双江巡按》）。有《圣学正传》、《太玄集注》、《小山类稿》等。
魏良弼（1492—1575） 明学者。字师说，号水洲。新建（今属江西）人。嘉靖进士。曾官礼科都给事中。后遭廷杖，谪居乡间。隆庆初，起为太常少卿。与弟良政、良器皆受学于王守仁。崇“致良知”之说。释“致良知”为“己所不欲，吾心之知也；勿施于人，致吾心之良知也”（《水洲先生集》）。提出“良知之教不待学”（同上），强调良知存在于心，只要神凝内省便可悟得。认为人心得之于天地，本为善，但被“习心遮蔽”，若能“绝外诱”，去其蔽，则本体自然显露，无需防检和穷索。肯定良知即是天理，“知之良处，即是天理；时其知，失其良，则为人欲”（同上）。有《水洲先生集》。
杨爵（1493—1549） 明学者。字伯修（《明史》作伯珍），号斛山。富平（今属陕西）人。嘉靖进士。官行人，考选御史。因上疏犯逆，数度入狱。以张载“贫贱忧戚，玉汝于成”自励，认为“身居此地，须要置生死于度外，刀锯临之，从容以受，致命遂志可也，此正是为学用功处”（《漫录》）。狱中与钱绪山、刘晴川等相与讲学不辍。倡“中和”之学，提出“中和，性命本然之则也”，“中和，心之本体也”（《论学》）。主张“学者以慎独为贵”的修养工夫，认为：“古人律己甚严，其责人甚恕。今人律己甚恕，其责人甚严。孜孜为己，不求人知，方始是学。”（《漫录》）论文章之法“以理为主，以气为辅”（《论文》）。其道德学问被誉为有“刚大之气，百折不回，人与椒山并称，谓之'韩门二杨’”（《明儒学案·三原学案》）。有《杨忠介集》、《周易辩录》等。
陈九川（1494—1562） 明学者。字惟浚，号明水。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人。正德进士。授太常博士，以谏武宗南巡除名。世宗即位，起为主客司郎中，未几，以事下诏狱，后遇赦致仕。拜王守仁为师。致仕后，周游讲学，宣扬阳明心学。主张“心无定体”，批评王门“归寂”派的“心有定体”的观点。认为心之本体原是“神妙不测”，原无“定体”，故不可“以定体觅之”，而“归寂”主张正有一种“观心凝神”、“认心有象”之弊。这与王守仁的“心无体，以天下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”的观点相近。还受到王畿的思想影响。著作有《明水陈先生文集》。
刘阳 明学者。字一舒，号三五。安福（今属江西）人。曾知砀山县，征授御史。在三峰筑云霞洞，与士子谈学。以王学为旨，指出“致良知”的六大特点：“中，知之不倚于睹闻也；敬，知之无怠者也；诫，知之无妄者也；静，知之无欲者也；寂，知之无思为者也；仁，知之生生与物同体者也。各指所之，而皆指夫知之良也，故曰致知焉尽矣。”（《三五先生洞语》）认为王学无异于宋儒，欲折中两者。有《三五先生洞语》、《晚程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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